新年伊始，记者来到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之一的天津图书馆。相比外面的热闹，这里非常静谧。
古籍修复师王泓杰正在修书。他用羊毫笔蘸少许小麦淀粉浆糊，微微浸润虫蛀洞口边缘，随后取纸覆盖，手指摁紧，用镊子将多余部分撕除。他的动作轻快准确，手指来回间，一个洞很快补好。
古籍修复师王泓杰正在修复古籍。新华社记者 包庆龄 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多赢策略，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，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。
天津图书馆作为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，积极履行着古籍修复的职能。“馆藏古籍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，我们认识到，系统性保护不仅是修复纸页、延缓老化，更是对文明根脉的守护。”天津图书馆古籍文献部副主任张楠说。
在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，记者看到许多精密的修复仪器：用来鉴定纸张成分的纤维检测仪、用于老化纸张的紫外光耐气候实验箱和鼓风干燥箱、用于检测纸张酸碱度的pH检测仪……“在修复过程中我们对传统技法的坚守与对现代科技的融合，既传承了古老技艺，又创新了文化遗产保护模式。”张楠说。
这些仪器设备能够更科学地表征古籍状态多赢策略，帮助修复师更精准地“诊断”病症，进而确定针对性的救治手段。“这大大提高了古籍修复的成功率。”古籍保护中心实验室负责人高学淼说。
不仅如此，在修复的过程中，修复师们会为古籍建立“修复档案”，古籍的基本信息、损坏程度、修复步骤等，都会被详细记录。修复师叶旭红说：“这不仅能为同类文献修复提供案例参考，还能确保文献在未来需要再次修复时，有据可依。这份档案本身，就是对古籍长远保护的重要一环。”
古籍修复师王泓杰正在将修复后的古籍书叶喷水压平。新华社记者 包庆龄 摄截至2025年底，天津图书馆已有馆藏58万余册。“这其中，已完成数字化采集的古籍约10万册，其中近5.9万册向公众开放免费阅览。”天津图书馆古籍文献部古籍数字化组组长杨欣言说，“我们将古籍数字化工作纳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整体布局，以统一标准规范加工流程、强化质量管控。”
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振良对古籍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深有感触：“以前找一本古籍，有时要跑到另一座城市去，而现在可能十分钟就能读到，这让更多古籍有了用武之地。”
此外，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为古籍数字化开辟全新的道路。杨欣言说，未来，古籍数字化将不仅仅是古籍影像的简单集纳，而要通过大数据模型对古籍文本进行分析处理，帮助读者更便捷地使用古籍。
曾经，“千年”是人们对于纸张寿命的最大想象，而在数字化、智能化成为时代东风的今天，纸上起伏的文脉正在突破时间的束缚多赢策略，在一次次阅读和讨论中，行至更远。（记者包庆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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